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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yelkenyuva.com   2006年02月23日   來源:人民網

195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各位代表:

  從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幕以來,已經整整一年了。這是偉大的轉變的一年。在這期間,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使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建設也獲得了巨大成績,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我們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發展更加有了保證。這一年,就是以這些偉大光輝的成就載入我國史冊的一年。

  關于一年來的政府工作,國務院決定由我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報告。我的報告,是依據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所提出的方針,來檢查一年來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對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見。這個報告分為五個部分:(1)關于社會主義革命;(2)關于社會主義建設;(3)關于人民生活;(4)關于國家基本制度;(5)關于國內外團結。

  一、關于社會主義革命

  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億二千萬農戶和五百多萬個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已經變為集體經濟。七萬戶的私營工業企業已經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將近二百萬戶的私營大中小商店,已經變為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直接變為國營商店。這是把幾千年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由于各種條件的成熟,由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由于全國人民的努力,在這樣一個大革命的過程里,社會財產沒有遭到損壞,社會秩序沒有發生混亂,社會生產沒有下降。恰恰相反,我們在這個大革命取得基本勝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1956年的自然災荒,不僅是我國解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災荒,也是幾十年以來我國最大的一次災荒,被災田地約二億三千萬畝,受災人口約七千萬人。在全國實行農業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國農業就經歷了這樣嚴重災情的考驗。在黨和政府的積極領導和支持下,全國農民發揮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實現了增產的要求。195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約為五百八十三億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接近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標;糧食(不包括大豆)的產量為三千六百五十億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億斤,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標。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組織合作社和積肥造肥以及興修水利等基本建設,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產糧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農村副業的發展一度受到影響。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災最重,產量比1955年減少了。但是,在實現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國除了災情嚴重的地區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戶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減少收入的農戶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對于災區,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搶險、堵口、復堤、救濟等項的支出和發放生產救災貸款的款項共達八億六千萬元,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向災區調運的糧食,增加了七十億斤,而農業合作社的集體救災和生產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鄉村的基本建設和生產同時增長,生產資料的需要驟然增大,因而使各種器材,特別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應出現了緊張情況。可是,盡管如此,1956年手工業和公私合營企業的生產和營業,也都得到了發展。這一年,手工業總產值達到一百一十七億元,較1955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一百九十一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總產值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總額達一百一十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零售總額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還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政府已經完成了給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對私方人員也作了大體安排。

  人們知道,當小生產一旦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以后,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可以這樣設想,在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大發展中,如果政府對私營工商業不采取一視同仁、合理安排和進行改造的方針,或者私營工商業者不參加公私合營而拒絕改造的話,那么,二百多萬戶私營工商業的生產和營業不僅不能得到發展,并且必然會處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營企業的職工和一部分從業人員就會遇到失業和轉業的困難。這不僅對國家和人民不利,對工商業者更加不利。黨和政府從開國以來,就把私營工商業放在國家的統籌安排之內,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營工商業者就在1956年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形勢下,接受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辦法,從而使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完成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能夠同時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國的歷史發展所準備好了的。19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勝利后,我國革命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接著,我們先后進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運動。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基礎。抗美援朝擊退了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挑戰,破除了我國一部分人的特別是許多知識分子的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肅清反革命運動相當徹底地打擊了各種反革命分子,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三反五反,擊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思想改造運動,批判了許多反動思想,初步解決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

  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些運動的勝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就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這些運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以群眾性的斗爭形式進行的,因為不采取這種形式,便不可能把廣大人民群眾動員起來取得運動的勝利,同時也不能使群眾在運動中得到鍛煉,提高覺悟,為三大改造鋪平道路。由此可知,對于五大運動無論就其成績來說,也無論就其進行的形式來說,都是不應該懷疑的。五大運動的勝利保證了三大改造能夠順利地進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供銷小組、分散生產聯合經營等低級形式到手工業合作社的高級形式、從小規模的手工業合作社到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部分的公私合營再到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的發展過程。同時,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聯系配合起來進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萬萬人民生活的歷史大變革后的第一年,工農業生產不僅能夠正常進行而且能夠獲得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眾性運動中,在具體工作上是發生過一些偏差和錯誤的。政府對于這些偏差和錯誤,有的已經作了檢查和處理,有的正在檢查。我們歡迎全國人民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當然,我們在檢查偏差和錯誤的時候,要分析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要分析在當時那些偏差和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無法避免的。這樣,我們才能判明這些偏差和錯誤的性質、程度和范圍。對于那些在當時條件下確實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為戒,堅決糾正;對于在運動中受到不應有的損害的人,我們應該公開向他們道歉;在運動中沒有處理完畢的問題,現在應該由有關機關迅速予以處理。

  但是,歷次運動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蓋不了當時產生這些運動的客觀需要和歷次運動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運動來說,由于這個運動也是以群眾運動的形式進行的,某些問題的處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損傷了一些從舊社會來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過思想改造運動,確實幫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基本上渡過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在這次整風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就是證明。再以肅清反革命運動來說,在政府歷年來處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類:(一)因積惡累累民憤極大而判處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點八,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解放后到1952年判處的,這在當時是絕對必要的;(二)實行勞動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點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產的占百分之二十五點六,現在在押實行勞動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點七;(三)實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點九,現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點一;(四)逮捕后寬大處理、教育釋放的占百分之八點九。由此可知,在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四是經過勞動改造或者寬大處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機會,其余仍在勞動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也將會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根據政府的初步檢查,對這些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有偏差的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是完全正確的。有人認為肅反的偏差竟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主席已經提出還要對這一運動進行一次檢查,我們相信,檢查的結果會繼續證明這一點。

  過去進行的五大運動,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或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決不能拿革命運動中個別的乃至部分的錯誤來動搖革命運動的成果。即使在個別單位甚至個別地區發生的錯誤比較嚴重,也依然不能否定這些運動的成果。黨和政府每當提倡一種運動的時候,都是根據客觀的迫切需要,經過慎重研究和典型試驗才提出的,而每次運動又動員了廣大群眾參加并且得到他們的擁護。這樣就保證了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有人認為,如果我們說這些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這就是“教條主義”,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實際上,這些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號,就是為了夸大錯誤、抹煞成績,引導一些立場不穩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這些個別性質或者部分性質的偏差和錯誤,看成是這些運動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達到他們動搖革命運動成果、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

  我們說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勝利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這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著重地提出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并不是說,現在就沒有敵我矛盾了。應該指出,目前在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早被消滅,但是這些階級的分子,還正在勞動中、生活中改造著,而他們固有的階級思想和階級感情,還不可能完全改變。私營工商業者的絕大部分雖然參加了公私合營,但是由于他們還拿定息,對工人階級還有剝削關系,因而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長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說股息不是剝削,僅僅是“不勞而獲”,說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甚至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危險的敵人”。這些謬論都是由于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貪得無饜的剝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打掩護。有少數資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更是拒絕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露骨的表現。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資產階級還存在著兩面性嗎?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明資產階級分子還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對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他們進行自我批判,逐步改變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脫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這一點,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這對絕大多數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業者來說,又有什么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工商業者認識到了這一點嗎?由上述情形看來,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對抗的一面,還存在著嚴重的階級斗爭,更不必說在人民內部之外,還存在著我們同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國外的帝國主義的敵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有思想斗爭,也有政治斗爭。因此,當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絕不能無視還有階級斗爭的存在,也不能無視還有敵我矛盾的存在。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繼續進行和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我們今后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關于社會主義建設

  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的。在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們已經正確地規劃了建設和改造相結合的步驟。而1956年,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的到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經濟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過了五年計劃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過了前三年增長的總和。

  現在我舉出一些數字說明這個情況。

  我國的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產值,下同),在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億元,而1956年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億元。正是由于這種迅速的發展,1956年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五百八十六億元,超過了五年計劃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標。從主要工業產品看,鋼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萬噸。金屬切削機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調整設備和改變型號的原因,雖然在臺數上比1952年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種增加和質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56年,在這一新的基礎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萬二千二百多臺。此外,如電力、煤炭、石油、化學肥料、水泥等重工業產品,1956年的產量比前三年的年產量都有較多的增加。噴氣式飛機、載重汽車、大型發電設備和單軸自動車床等重要新產品也都是在這一年制造成功的。輕工業生產由于1955年農業豐收的有利條件,增長速度很快。例如,棉紗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萬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萬件;棉布的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萬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萬匹;食糖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將近十一萬噸。

  1956年,我國的農業在嚴重的自然災害中,如前所說,總產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超過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億八千萬元的水平。1956年,在國家和農業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農業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前三年共開墾荒地三千六百萬畝,而1956年就開墾荒地二千九百萬畝;前三年擴大的灌溉面積共四千一百多萬畝,而1956年就擴大了一億多畝。

  1956年全國完成了將近一百四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額,等于五年計劃規定的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因而改變了前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只完成五年計劃一半稍多的情況,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八十六,這就保證了第一個五年的基本建設計劃能夠超額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鋼的生產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萬噸;新建和修復的鐵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產和建設的迅速發展相適應,1956年在運輸方面和貿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發展。全國現代運輸工具前三年的貨運量共增加了一億一千二百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萬噸;商業機構零售總額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億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億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顯然,1956年的建設成就是極其巨大的。這就使國家有比較充足的力量來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陣地,鞏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又保證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有可能比較順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從而準備了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有利條件。

  1956年政府對國家建設工作的安排,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也存在著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將要在李先念、薄一波兩位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分別作的關于國家預算的報告和關于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詳細指出。1956年預算開支中的某些項目和國民經濟計劃中的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從財政方面說,執行國家預算的結果,當年支出超過當年收入十八億三千萬元,動用了歷年財政結余十六億五千萬元,并且從銀行透支了一億八千萬元,銀行發行貨幣也多了一些,因而動用了庫存物資大約二十億元。從經濟和文教方面說,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同時,職工的人數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學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職工的工資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雖然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這兩種物資的供應都較緊張,并且減少了國家的物資后備力量。在造成物質供應緊張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設投資額大了一些,“攤子”鋪得多了一些,這樣就多增加了財政的開支,多增加了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也就多增加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耗。

  對于1956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我們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由于許多建設項目在前三年已經完成了土木建筑工程,需要在1956年進行大量的設備安裝工程,另有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設計和施工準備工作,需要在1956年開始大量施工,并且還由于設計和施工力量的壯大,設備自給能力的增長,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項目,這樣,就使基本建設的項目大大地增加了。現在從建設項目來看,大多數是安排得恰當的,有小部分動工過早了,或者進度過快了,也有個別項目,是安排得不恰當的。不恰當的項目,顯然是錯誤的。那些動工過早和進度過快的項目,在當年確實造成一些損失,但是,對于長遠的建設事業還是需要的。同時,有一些項目,主要是一些非生產性的項目,由于建筑標準過高,造成不少浪費。這些,都應該引為教訓,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設投資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我們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經開始察覺,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應緊張情況的繼續發展。以后在編制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國家預算草案的時候,我們就吸取這個教訓,縮減了一部分基本建設投資,適當地增加了國家的后備。

  這次提交大會審議的1957年度的國家預算草案和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各種數字表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以既積極又充分可靠的步驟向前發展的。1957年的國家預算收入比1956年增長近百分之二;為了避免象去年那樣在財政上出現赤字的現象,國家預算支出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五,達到六百零三億元。農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九,達到六百一十一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縮減為一百一十一億元,它雖然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計劃原定的1957年投資還多十四億元,五年合計,仍然超過五年計劃原定數約五十億元。在1957年已經過去的五個多月時間內,預算和計劃的執行情況,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國人民能夠厲行增產節約,貫徹執行勤儉建國方針,爭取農業豐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災害,那么我們就能夠順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項指標,也就能夠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從而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關于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議,國務院接受了這個建議,并且正在由有關部門具體制訂中。

  應該指出,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中所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同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的援助分不開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共有一百五十六個建設項目,蘇聯給我國提供了大量的長期的優惠貸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術專家幫助我們進行各項建設工作。這種真誠的援助,值得我們再一次向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現在還有人企圖抹煞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最近一個時期,有些人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和估計。

  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1956年全面冒進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國1956年的計劃,是在改造和建設的高潮中擬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大大鼓舞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紛紛要求增加生產,提高工作定額。1955年農業的大豐收,又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基本建設發展到了五年計劃的第四個年度,也確實有擴大規模的必要。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設的速度。1956年的計劃就是適應這種情況,采取了躍進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說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但是,這是屬于局部性質的缺點。即使以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來說,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質的缺點。因此,決不能說1956年的建設是全面冒進。1957年,由于去年農業收成的情況不好,同時國家的財政和物資的后備力量也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適當地放慢建設的步驟,積蓄力量,準備今后更好地前進,是完全必要的,這決不是全面冒退。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直線發展的。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發展速度總會有快有慢,并且常常會出現不平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這樣。尤其是象我們這樣人多且窮的國家,由于農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時常發生,要求國民經濟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有人認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壞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無論從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基本建設、文化教育或者財政收支那一方面來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壞了。以1957年的計劃數字同1952年的實際數字作比較,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一點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億元。以鋼的產量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將達到一千六百三十萬噸,而舊中國包括日本侵略時候的東北在內,從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計的鋼產量不過七百六十萬噸。當然,拿目前我國鋼的產量同工業發達的國家的產量來比還是很低的。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方針,今后仍然應該繼續堅持。我國1957年的農業計劃如果完成,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將增長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億六千萬元。以糧食和棉花來說,1952年到1956年五年間的實際產量合計,糧食為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億斤,棉花為一億三千萬擔,而舊中國從1932年到1936年五年間是我國解放前農業收成比較好的年份,糧食產量合計只一萬三千億斤,棉花產量合計只六千零五十萬擔。不要忘記,在1952年到1956年這個期間,還有兩個大的災荒年。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內,我們開工建設的有八百多個限額以上的工業企業,許多水利工程和鐵路工程以及長江大橋工程等等,規模都比較大,技術都比較新,其中由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一百五十六項建設工程,在技術上都是頭等的。這些建設工程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僅在第一個五年內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將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建設工程,多數都是舊中國時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個五年期間鐵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國民黨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統治期間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在這期間也有了巨大的發展,例如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第一個五年合計為二十八萬人,這就為新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建設人材,而舊中國從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計不過二十一萬多人。拿財政的情況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的財政收支各為一千三百六十九億一千四百萬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國外借款收入三十一億元,只占國家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二點三。這充分地說明了我國基本上是依靠內部的積累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的。五年的財政支出,用于國家建設事業的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經濟建設事業和社會文教事業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國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這就充分地證明了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我國在進行大規模建設的同時,由于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相應的改善,這一點,我將在報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說明。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是無可否認的。那種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壞了的人,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抱著敵對的態度,故意抹煞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這樣的人,他們最不高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向往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他們的困難是,全國廣大人民并不站在資本主義那一邊,而是堅決地站在社會主義這一邊。

  有人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這是直接地攻擊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在中國是為六萬萬人的生活著想的,這同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只顧少數人發財享受不顧多數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國人口眾多,經濟還很落后,生產消費品的供應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國的農業,有時豐收,有時歉收,并且往往這里豐收,那里歉收,為了照顧這種不平衡情況,必須在豐收的年份和地區照顧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區,并且還必須準備應付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其他意外;我國的工業和運輸業的建設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斷增加;這種種情況,說明了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里,如果不對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實行統購統銷,進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就無法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對于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的統購統銷,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在分配方面的一項重要政策。四年來實踐證明,這個政策保證了城鄉人民都能夠得到他們所最必需的價格合理的生活消費品,免受私商的剝削,即使在發生災荒的年份和災害嚴重的地區也是如此。這個政策支援了工業建設,保證了市場的穩定,從而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怎么能夠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呢?抱有這種觀點的人,不是貪圖少數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戀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想達到個人發財的目的。我們批判這種錯誤觀點,并不是否認在統購統銷方面存在著某些缺點。例如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工作,一度曾經因為供應過寬,不得不增加收購,在某些地區就發生購糧過多、留糧過少的現象。又如,對棉布的統銷工作,去年棉布增產較多,供應寬了一些,今年棉布減產,不得不減少供應。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顧后和統籌安排不夠所產生的缺點。對于各種缺點,政府將繼續注意檢查和改正。

  有人反對學習蘇聯經驗,甚至認為我國在建設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也是學習蘇聯的結果。這是一種極端有害的看法。我們認為,向蘇聯學習是完全必要的,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如何學習。如果學習得不好,責任完全在于我們。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成社會主義的國家,有著豐富的先進經驗,我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不向蘇聯學習,難道向美國學習建設資本主義的經驗么?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認真地學習了蘇聯的先進經驗,才使我們的建設工作少走了許多彎路,獲得了很大的成績。當然,我們不應該硬搬別國的經驗,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必須有所選擇,并且在運用的時候,還必須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我們正在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業,當我們還沒有經過實踐的時候,對別國的經驗要選擇恰當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選擇能力和學會正確運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時間,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如果學習得好,可以縮短時間,也可以少付代價。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同時,我們又必須批判那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的先進經驗都當作教條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義觀點。而在目前,正當右派分子用修正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反對修正主義就有更重要的意義。應該肯定,在今后我們還要認真地向蘇聯學習,向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學習。當然,其他國家一切對人民有益的知識和經驗,只要有可能,我們也都要加以學習。

  下面我想對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學進軍兩個問題講一些意見。

  關于教育改革問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并且是為這種政治和經濟服務的。舊中國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資產階級教育,是為帝國主義和國內少數統治階級服務的。新中國的教育與舊中國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須反映社會主義的新政治、新經濟,必須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必須適應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因此,我們就有必要對接收過來的舊教育作根本性質的改革。幾年來,我們作了這樣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績。這是必須肯定的。今后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我們還應該繼續進行某些必要的改革。過去,教育部門在實行教育改革的時候,也發生過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舊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對解放區革命教育的經驗沒有做出系統的總結,加以繼承,并且在學習蘇聯經驗的時候同我國實際情況結合不夠。這些缺點今后應該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為教育改革中有這些缺點,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績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認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圖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舊中國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錯誤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和教學改革的問題。舊中國的高等學校,由于要適應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統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數院系龐雜重復,培養目標籠統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學內容絕大部分是襲用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套。舊教育的這種情況根本不能適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同時,在解放后頭幾年的國際形勢和內地新工業基地的建設,又要求有一部分學校實行內遷。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部門和各個高等學校幾年來進行了院系調整和教學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國高等教育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大體上能夠適應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門在進行調整和改革的過程中是有缺點的,例如,對某些學校安排不當,對老教師的意見和經驗重視不夠等等。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這些經驗,肯定成績,克服缺點。今后應該力求保持高等學校的穩定,以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結合我國的實際,穩步地改進現有的專業設置、教學計劃和教材。 

  從最近整風運動暴露出來的情況看來,我們應該特別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學校教師是培養下一代的靈魂工程師,他們應該在過去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根據自愿的原則,繼續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過去教師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績的,但是這次整風運動證明,要使教師們掌握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能夠在階級斗爭的風浪中站穩立場,明辨是非,引導學生朝著正確方向前進,是不容易的。因此,他們應該繼續努力,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使自己具備正確的政治觀點,加強自己的勞動觀點,逐步地同工農打成一片。其次,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教師要針對著學生的思想情況,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養他們成為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勤勞樸素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的國家建設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過去有脫離實際的缺點,今后應該總結經驗,加以改進。幾年來,學校的政治教師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們應該繼續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發揮更大的力量。

  現在我來談談學生畢業后參加勞動的問題。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要求工農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識青年參加勞動者的隊伍。解放以來,我國小學、中學和高等學校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由于要適應國家對高級和中級建設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較多。這樣,就造成了近幾年來高中畢業生幾乎全部升學、初中畢業生大部分升學、只有一小部分參加工農業生產的現象。特別是去年,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學生,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應該指明,這種現象卻是暫時的和不正常的現象,經過國家的妥善安排以后,它將逐漸地轉入正常的狀態。今年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都將根據計劃少招一些學生,今后我國的各級教育都將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地發展。因此,今后,一方面每年將會有更多的小學、初中、高中的畢業生升學;另一方面,每年又會有越來越多的小學、初中、高中的畢業生投入生產勞動。這才能使我國有文化的體力勞動者日益增加,知識分子的隊伍日益擴大。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現象,也將是今后長時期內存在的現象。

  舊中國的教育是為地主資產階級所壟斷的,從小學起,特別是從中學到大學和出國留學,勞動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國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們的教育是屬于勞動人民的。近幾年來,我國勞動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們想把子弟送進學校學習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盡管我國的各級教育事業幾年來的發展在速度上和規模上都超過我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但是,總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要求。我們的教育事業只能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地發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內辦完。

  我們今后的教育方針,應該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過去這個方針是不夠明確的。我們的中小學學生畢業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學以外,多數都應該參加工農業生產。高等學校中也應該加強勞動教育,學生畢業后一般地應該參加一定的體力勞動,今后應該對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實施。過去教育行政部門對勞動教育重視不夠,沒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同時社會上特別是一部分干部中還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剝削階級思想的殘余,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學生輕視體力勞動,輕視工農勞動人民,畢業后不愿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的不健康現象。我們應該向所有的青年學生確切地講明,我們的國家就是因為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才有著無限光明的前途。在我們的國家里,勞動是最光榮的事情,工人和農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學生都應該把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看作最大的光榮,同時又應該認識,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是有困難的。新中國的青年應該不怕艱苦,下定決心吃苦,老老實實地勞動。全國學生的家長們和社會輿論都應該鼓勵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特別是農業生產勞動,要繼續批判一部分家長和干部輕視體力勞動,阻撓學生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的錯誤思想和行動。教育部門應該根據上述教育方針,在過去幾年教育改革的基礎上,對現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徹底地穩步地加以改進。

  我還簡單地談談派遣出國留學生的問題。七年來我國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國留學,派遣的標準一般是按照政治、業務和體格三個條件,這是對的。為了培養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的高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勝利以前,我們對于派遣出國的留學生,曾經特別著重政治條件的審查,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為教訓的,是當時在審查政治條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義的缺點,因而還有個別政治品質不好的學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時,對留學生的業務和體格條件也有注意不夠的地方。我們決定今后一般不派高中畢業生,只派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去學習國內所缺的專業。選派留學生,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重視政治條件的審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種缺點。有人認為過去派遣出國的留學生中,革命干部的子女占多了。事實怎樣呢?根據已有的統計材料,從1952年到1956年,我們派出留學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干部的子女還不到百分之三點五。由此可知,那種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關于向科學進軍。

  以往一年,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下,我國科學事業有了重要的發展。1956—1967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已經制訂,并且已經作為試行草案,付諸實施。在自然科學方面,已經試制了1957年的年度計劃。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已經成為常設機構。各方面科學研究機構有了較大的發展,科學工作者的隊伍也有了擴大。科學工作體制的原則已經確定。科學工作中的協作制度,已經開始推行。關于圖書儀器等科學工作條件的問題,已經或者正在擬定方案,逐步加以解決。有些重要的科學實驗設備正在建設中。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功率為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應堆和能產生二千五百萬電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緊建設中。科學研究,一年來也有不少成就。所有這些,都鼓舞了廣大科學工作者向科學進軍的熱情,同時,各部門、各地方對科學事業也表現了很大的積極性。

  在廣大的愛國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卻有人說,中國科學事業在解放后比國民黨時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說,今后十二年不是趕上國際水平的問題,而是補過去十二年課的問題,好象從解放以來,我們在科學方面不僅沒有絲毫成績,而且是倒退了一樣。我們能夠同意這種說法嗎?請看事實:第一,現有科學事業的規模,雖然離我們國家建設的需要還很遠,但是,無論在研究人員、機構、經費和設備各方面,都比國民黨時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學技術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國民黨時代所能比擬的。首先是許多老的科學研究機構在研究工作上有了新的發展,同時,許多新的學科建立起來了,特別是發展了一些與工業建設和國防直接有關的學科和新技術。高等學校也開設了大批新的專業。第三,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特點,是科學和生產的密切結合。生產對于科學是基本的推動力量。在國民黨時代,由于工農業生產的衰落,科學家們雖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無法在生產上發揮作用。解放后八年來,隨著生產的發展,生產部門向科學研究部門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們科學家們在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機會來發揮他們的才能,而且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的科學研究力量,還遠遠不能滿足生產的需要。第四,全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正確方向的指導下,在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斗爭中也獲得了新的發展。這樣的發展,在國民黨時代是完全不可能設想的。社會科學有強烈的階級性,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采取批判的態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學隊伍也在迅速壯大中。老科學家們經過思想改造和工作實踐,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業務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學生陸續回國,增強了各門學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學校學生畢業,為我國科學的發展準備了雄厚的后備力量。根據以上種種,怎么能說新中國的科學事業比國民黨時代還落后呢?還要補過去十二年的課呢?我們這樣說,并不是否認中國科學家在國民黨時代非常困苦的條件下所做的努力和獲得的成就,而且我們從來就把他們這些得來不易的成就作為中國科學財富的組成部分。說新中國科學落后于國民黨時代的人,無非是否認我們科學家八年來的成就,否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罷了。

  對于科學規劃,有人表示懷疑。他們認為科學事業不可能作全國性的長期的規劃,只能由科學家自發地分散地進行。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在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邀集了幾百個科學家,集中他們的智慧,制出我國科學發展的初步藍圖,使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有了大體的輪廓和途徑,這是十分必要的。科學技術研究的基本任務,是為了發展生產,同自然界做斗爭。如果不把我國現有的科學力量適當地組織起來,密切地聯系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作出比較全面的和長期的規劃,那么,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就沒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們預期的效果。當然,這個規劃,以后必須根據各種新的情況,不斷地加以補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變。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這個規劃的必要性,因為沒有今天的初步藍圖,就不可能有將來日益完備的科學工作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科學事業,也必須是有計劃的。在國家規劃之外,無疑也應該允許科學家從事他們自己所專長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發揮科學家的潛力。但是,反對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性,使科學事業陷于無政府狀態中,這對社會主義、對科學事業本身都是不利的。

  為了有效地發展我國科學研究工作,必須貫徹協作的原則。各有關部門必須協調地進行工作。政府今年在醫學、農學和機械等方面,已經制定較好的協調方案,并且已經部分地見諸實行。這種作法,為國家節約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學工作的開展,以后應該加以推廣。有人只贊成本部門科學工作的發展,不贊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門科學工作的發展,他們往往反對協調工作,甚至拒絕國家對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調配,這是一種嚴重的本位主義作風,應該加以批判。全國科學研究力量,應該統籌安排,一方面是適當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協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爭鳴”,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因門戶之見而妨礙協作。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應該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地方的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在這個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基地。這是組織我國科學隊伍的原則問題,我們要求有關部門的負責干部認真地提倡協作精神,推行協調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義的不良作風。

  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是中國科學家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努力的結果。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能領導科學工作,目前許多領導人都不是科學家,“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有人甚至認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國科學家的表現。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從來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斷地在工作中學習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做好工作。對于科學事業的領導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學術領導,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領導。對于學術問題,我們從來不主張用行政命令進行干涉,我們的領導方針是“百家爭鳴”,就是通過科學界的自由爭論和客觀實踐來解決學術問題。對于科學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針、政策、計劃等方面,更需要黨和政府的領導。八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就是管理科學事業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措施的機構,它負責統籌安排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科學研究機構和地方的科學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學規劃,是幾百位中國科學家集體勞動的成果,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也是科學家,這怎么能說是不信任中國科學家的表現呢?如果“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說法意味著只有本行才能領導本行,這不僅否定了政治對于科學的領導,而且實際上也否定了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統一領導的任何可能,因為學術上的專業是分門別類的,而世界上同時精通各種科學專業的科學領導干部是不存在的。這種理論,對科學隊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學事業的發展的。

  三、關于人民生活

  解放以后隨著我國工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廣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顯著的改善。首先,讓我們來看占我們國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生活狀況。解放以來,我國的農業生產總值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國農業生產總值是三百二十六億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億元,比1949年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九。隨著農業總產值的增長,農民的購買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國農民的購買力是八十一億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億元,比1950年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國家供應給農民的消費資料也隨著增長了。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應增加了兩倍,膠鞋增加了一點九倍,食鹽增加了將近一倍,糖增加了二點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煙增加了一點四倍。在五萬萬多的農民中,生產和消費的增長這樣大,是舊中國從來沒有過的。我們再來分析一下占全國人口第二位的職工的生活狀況。1949年末,國家機關、公私企業和事業共有職工大約八百萬人,1956年末增加到二千四百萬人,其中有私營企業轉為國營和公私合營企業的人員和鄉村干部共約三百萬人。在七年中間,我們解決了約一千三百萬人的就業問題,這是舊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952年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間,提高了將近百分之三十七。這樣的工資增長速度,也是舊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有的人對新中國人民生活的這種顯著變化熟視無睹,說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農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數,他們的生活改善了,怎么能說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呢?應該承認,有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和少數職工,他們的生活雖然比解放以前的幾年有了改善,但是還沒有恢復到抗日戰爭以前的水平。但是,考慮到廣大工農生活水平還比較低的情況,他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于占人口極少數的舊社會的剝削者,他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這是完全應該的。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少數剝削者過著揮霍無度的奢侈生活,而創造社會財富的廣大勞動人民卻處于貧困的半饑餓狀態。只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才能夠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首先保證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時也照顧到其他階層的合理需要。那些說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們不是把個別的局部的現象不加分析地當作普遍的全體的現象來下斷語,那就是在他們心目中只想到極少數的剝削者而沒有看到廣大的勞動人民。

  我們是經濟和文化落后的農業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窮,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業發達的國家來說是很低的。解放以后,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國人口計算的平均產量,卻增長得相當慢。生產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長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決定于生產的發展速度,而其中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速度,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農業的增長速度。我們是六萬萬人口的大國,如果每個人每年增加一元錢的購買力,全國人民的購買力就增加六億元,國家也就必須相應地增加六億元消費資料的供應。如果人們用來買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億斤糧食的供應。如果人們用來買穿的,就需要增加兩千萬匹的棉布供應,也就是要增加兩百萬擔棉花的生產。從1952年到1956年,我國消費資料的生產,平均每年大約增加三十多億元。扣除小量的儲備和每年人口增長所消費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這些數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出現消費資料供應緊張、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不平衡的現象,就會影響市場物價的穩定。因此,六萬萬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國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從我國上述的實際情況出發,以為一進入社會主義,人民生活水平馬上就能夠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須經過長期的辛勤勞動和艱苦建設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過去我們對于這些道理向全國人民說明得不夠,宣傳得不夠,這是有缺點的。但是另有一種人,他們天天埋怨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聲聲稱道美國生活方式,他們是在幻想把中國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過那極少數剝削者的生活。

  有人說,現在工農的生活太懸殊了。這種說法是否合乎實際呢?應該承認,工農的生活是有差別的。但是,當我們把工農的生活加以比較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工農生活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城鄉不同的生活條件。在舊中國的農村,廣大的貧苦農民過著衣不蔽體、食不飽肚、糠菜半年糧的生活。解放后,經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目前我國農民大體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過著略有積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過著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過著少吃少穿的生活,這一類人還需要國家和農業合作社的幫助。全國平均起來,每個農民一年的農業生產凈收入,大約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個農戶一年的收入大約有三百元左右。這里所說的農業生產凈收入,不僅包括農民從生產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時也包括農民個人經營的農業生產的收入。當然,全國各地農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貧瘠地區每個農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數目低,富庶地區每個農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數目高。1956年職工全年的平均工資是六百一十元,比農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從收入的貨幣數字比較,似乎工農生活確是很懸殊。但是,如果將城鄉不同的生活條件估計在內,情況就不同了。在農村維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從全國來看,大約每人每月的平均開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維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卻需要十元。因此,我們認為,工農生活水平雖然有差別,但是并不過分懸殊,而且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因而在工農生活之間保持一個合理的差別,也是應該的。在過去幾次工資改革中,我們對于壯工、雜工、學徒工和一部分臨時工的工資標準規定高了一些,這是很大的缺點,應該改正。農民對這部分職工的工資過高表示不滿意,也是有理由的,但是,這同那種故意夸大工農生活懸殊,借以挑撥工農關系、破壞工農聯盟的惡意攻擊,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今后對于這部分職工的工資標準,必須因地制宜地結合當地農民生活情況,分別加以規定,使他們的生活水平和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大體上保持平衡。我們還應該向工人群眾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工業是不能孤立地發展的。工業的原料和工業產品的市場,職工生活消費資料的供應,很大部分依靠農業的增產和農民的支援。在廣大農民生活水平還不能很快提高的情況下,工人對于生活的改善也不應該提出過高的要求。

  有人說,高級工作人員和低級工作人員的待遇也懸殊太大了。如果這個意見是指目前我們的國家還很窮,工農的生活水平還很低,因而高級工作人員和低級工作人員的待遇也不宜差別太大,那么,這個意見是對的。如果這個意見是指不同性質的勞動不應該在待遇上有一個合理的差別,那就不對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相適應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取酬。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對于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國家所付給他們的報酬還應該有一定的差別。取消這種差別,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提高業務、技術水平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既要反對懸殊太大,又要反對平均主義。在去年工資改革的時候和工資改革以后,為著適當地縮小高級工作人員和低級工作人員的工資差距,國家對于企業領導人員和國家機關高級工作人員的工資標準,曾經先后采取了控制或者降低的措施。今后對于高級工作人員在工資方面、在住房和醫療等方面以及供給制殘余的不合理現象,將繼續采取措施,逐步地加以調整和解決。至于有人故意夸大高級工作人員和低級工作人員待遇上的懸殊,甚至把領導人員說成是“剝削者”,如果他們不是極端幼稚無知的話,那便是別有用心了。下面我想對于勞動就業、工資制度、學徒制度、人民文化生活等幾個問題講一些意見。

  關于勞動就業問題。

  解放以來,經過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說,全國職工增加了一千三百萬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失業人員已經基本上得到了安置。關于高級知識分子的招聘工作,去年進行了登記,今后將按照他們的學識專長和他們的生活情況,分年逐步地加以安排。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社會的醫藥衛生工作加強了,社會救濟和職工福利的事業發展了,因而人口的增殖率有很大的增長。但是,我們的工業還很落后,國家機關和工業企業的職工已經增加過多,今后每年只能根據生產和事業發展的需要,吸收必要的人員。因此,在很長的時期內,勞動就業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參加農業勞動。手工業和服務性行業也將是勞動就業的一個輔助方面。最近上海、江蘇、廣東等地方勞動部門因地制宜地積極幫助將近一萬多失業人員參加了手工業、服務性行業和各種社會輔助勞動,這是一個好經驗。今后還應該提倡由社會團體和群眾自己想出各種辦法,擴大就業范圍,協助國家解決勞動就業問題。在社會福利事業方面,也應該發揮社會團體和廣大群眾的力量,提倡社會團體和群眾之間的互助,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最近全國職工家屬代表會議所介紹的各種群眾性的互助互濟辦法,是有成效的,應該提倡和推廣。

  關于工資制度問題。

  工資問題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它體現著工人階級內部、產業之間、地區之間、各類人員之間的關系,也體現著工農之間、積累和消費之間、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這些方面的關系需要合理的安排,而舊的不平衡和舊的矛盾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這就必須不斷地加以調整和解決。

  解放初,我們國家的工資制度是十分混亂的。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工資制度,是輕重倒置、高低懸殊、極不合理的,它反映了舊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的畸形發展,也反映了舊中國各派經濟集團和統治集團之間的相互競爭。同時,許多老干部和工作人員還實行著老解放區的供給制度。工資制度上的這種混亂狀態對于統一的國家機關和國營企業、事業是完全不相適應的。經過1950年、1952年、1956年幾次的工資制度改革,我們已經初步地建立了大體上適合我國情況的工資制度。但是,它還很不完善。在工資等級制度、計件工資制度、學徒制度、津貼制度、獎勵制度方面,在勞動保險、公費醫療、福利費等等職工福利待遇的規定方面,都還有不切合實際和不夠合理的地方,需要我們繼續加以改進。在工資改革工作中,也還存在著不少缺點。我們在學習社會主義國家先進的工資工作經驗的時候,結合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夠,對待中國原有的工資制度中有用的經驗,還缺乏慎重的研究,甚至采取簡單的否定態度。這是應該引為教訓的。

  關于學徒制度問題。

  對于解放前的學徒制度,它的封建性的陋規是應該否定的,但是,關于學徒學習的期限、學習的內容、學徒的待遇以及酬師制度等方面,有許多好的經驗,我們卻應該慎重地加以研究和吸取。現在所實行的短期技工訓練班和短期培訓學徒的辦法,值得我們重新研究,并且加以改革。經驗證明,短期培訓出來的技術工人,大都技術知識很窄,缺乏多方面的獨立的作業能力。同時,由于學徒期間待遇過高,學習期滿后升級太快,升級考試制度不合理,因而容易造成青年工人忽視生產實踐經驗的傾向,甚至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間滋長著驕傲自滿的情緒。他們把掌握生產技術知識看成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尊重老工人在長期生產實踐中刻苦鉆研得來的技術經驗,不虛心向老工人請教學習,這種現象已經影響到新老工人之間的團結和師徒之間的合作關系。我們必須耐心地教育青年工人,使他們懂得,多方面的熟練的生產技術絕不是在幾個月甚至幾年中間能夠學到的,必須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間,經過不斷的勤學苦練才能夠逐步地掌握。老工人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不僅他們的技術經驗是豐富的寶貴的,而且他們的政治經驗和生活經驗也是豐富的。他們曾經長期在舊社會里過著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生活,他們也親身體驗了新社會的平等的幸福的生活,因而他們最懂得應該怎樣珍貴和保護革命的勝利成果。青年工人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是未來的美好生活的創造者。但是,他們還年青,他們的政治經驗和生活經驗還很少,因此,向老工人學習,在生產實踐中鍛煉,是今后青年工人提高階級覺悟和生產技術知識的主要方法。同樣,在農民中,也應該教育青年農民尊重老農,虛心學習老農的生產經驗和政治經驗。在知識分子中,應該教育青年知識分子尊重老科學家、老教育家、老工程師、老醫生、老作家、老藝術家,虛心地學習他們多少年來經過刻苦鉆研所積累的學識和經驗。

  關于人民的文化生活問題。

  我們國家的文化水平是落后的,文盲大約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解放以后,我們就積極地推行掃盲和普及教育。在校的小學學生已經從1949年的二千四百多萬人增加到1956年的六千三百多萬人。從1949年到1956年,全國掃除文盲二千二百多萬人。從1951年到1957年,國家用于普及教育的經費將近四十九億元,占全部文教經費的百分之二十四強,占全部普通教育經費的百分之五十四強。這樣的發展是相當迅速的。但是,仍然不能滿足學齡兒童按時入學的要求。除了國家辦學以外,我們應該積極提倡集體辦學,個人辦學,充分地發揮社會集團和群眾的力量,以補充國家力量的不足。過去在掃盲工作上,有過忽起忽落的毛病,在小學和幼兒教育上,有過部分待遇過高的錯誤。這些,現在都在改進中。我國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后我們應該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下更加充分地發揮文化藝術工作者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國家只能集中地舉辦少數的示范性的文藝和體育事業,并且引導他們走向自給。對于大量的各種文化藝術事業,應該提倡文化藝術工作者自力經營。經驗證明,過去完全由國家包下來的想法和辦法是不妥當的。更重要的是在廣大群眾中廣泛地開展業余的文藝和體育活動。國家舉辦、自力經營、群眾業余這三個方面的文藝和體育活動隊伍,應該通過實踐相互學習和提高,以逐步地滿足人民對于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改善人民的衛生保健狀況和防治疾病方面,我們這幾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績。我們的醫藥衛生隊伍已經迅速擴大,城鄉的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已經有了顯著改善,幾種對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例如鼠疫、霍亂、天花等,已經能夠基本上加以控制。但是,衛生部門在領導群眾性的衛生運動方面,還有時緊時松的毛病;在醫療制度方面,還有許多不合理和不便于群眾的地方;在醫藥、衛生工作人員中間,還存在著不團結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現象,今后應該堅決克服上述這些缺點,堅決貫徹群眾路線,徹底改善衛生醫藥工作,更好地發揮中醫的力量,加強醫藥衛生人員的團結,以保證進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使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一切勞動者都能夠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這是多少年來我國勞動人民所向往的偉大理想。但是,我們的國家還很窮,我們的文化還落后,我們的困難還很多,我們的經濟還不夠,要使我們國家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和落后的狀態,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的社會主義國家,使我國的人民能夠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這是一場長期的艱巨斗爭。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不是幾年而是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我們必須自上而下地提倡勤儉樸素作風,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優良傳統。我們的老一代人,要教育年青的一代,使他們懂得美好的生活是必須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去創造的。

  四、關于國家基本制度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我們的國家里,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在這些機關和其他國家機關里實行民主集中制。這些就是憲法規定的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我們的國家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上層建筑。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國家制度,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今后還必須依靠這種國家制度,才能保證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對我們國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動搖都是不能容許的。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國家制度的一切方面都已經是盡善盡美,而不需要任何改進和發展了。恰恰相反,這種改進和發展是經常需要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還只是初步建立起來,各種舊的生產關系的殘余不能不在我們國家的某些制度中有所反映。毫無疑問,這些舊生產關系的殘余是一定要一天天消亡下去,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一定要一天天更加鞏固、更加發展起來。因此,我們國家基本制度的某些組織形式和運用方法,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情況的變化而不斷改進。同時,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時間還很短,我們的經驗還很不夠,只有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逐步積累經驗,才能使我們國家基本制度本身更加健全和完善起來。

  至于根據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所制定的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種制度和組織形式,更是必須隨著情況的變化而不斷改進的。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在解放初期為了工作的便利,建立了大區軍政委員會或者行政委員會。到了1954年,為了適應在計劃經濟下加強統一管理的需要,我們撤銷了大區軍政委員會。近兩年來,為了糾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過多、統得過嚴的缺點,我們又研究了體制問題,現在政府正準備適當地擴大地方權力,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創造性,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有這些改變,顯然是必需的,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們各方面的制度和組織形式必須隨著客觀情況而不斷改進,否則,就不能同經濟基礎相適應,不能為經濟基礎服務,甚至起阻礙經濟發展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我們各方面的制度的確有許多還是不夠完備的,有缺點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訂的當時是合理的,正確的,但是,當情況發生變化之后沒有及時地加以改變;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訂的時候,就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因而不完全符合于客觀情況,甚至是錯誤的。還有一些制度上的缺點,是由于學習社會主義國家先進經驗的時候,沒有很好地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所造成的。在現行的各種制度中,凡是有缺點和錯誤的,國務院有關部門都應該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有益的意見,分別加以修正、補充或者廢除。

  我在這里要說一說許多人表示關心的法制問題。我國今天的法制,的確還沒有完備,但是也并不象有些人所說的“完全無法可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布憲法前后,已經制訂了許多重要的法律,如工會法、勞動保險條例、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選舉法、婚姻法、兵役法、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逮捕拘留條例等等。同時政府根據工作需要,還制訂了許多單行條例和規章,發布了許多決定和指示,這些在實際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在國家建立之初,特別是在過渡時期,政治經濟情況變動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訂帶有根本性的、長期適用的法律是有困難的。例如民法、刑法,在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沒有完全確立以前,是難以制訂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頒布暫行條例、決定、指示等等來作為共同遵守的工作規范,是必要的,適當的。只有在這些條例、決定、指示行之有效的基礎上,才可以總結經驗,制訂長期適用的法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在初期也是不完備的,也是經過很長時期才逐漸制訂出來的。現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已經確立,國家在各方面工作的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經驗,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在整理過去已有法規的同時,制訂社會主義的各種法律,例如刑法已經有了初步草案,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也在由有關方面草擬中。

  現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幫助共產黨整風,發出了許多破壞性的言論,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進攻的。他們從資產階級民主的觀點出發來攻擊我們的國家制度;他們誣蔑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根源;他們企圖用否定成績、夸大缺點的辦法來詆毀我們的國家制度。他們企圖在我們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外,另外成立某種國家權力機關,例如所謂“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之類,他們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們的國家政權離開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把這些破壞性的言論加上各種偽裝,企圖迷惑那些還看不清楚他們面目的人。這種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當然不能同善意的批評相提并論。批評缺點和錯誤是為了健全和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們所歡迎的。而右派分子實質上是要把我們的國家從社會主義的道路拖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這是廣大人民所決不容許的。

  我們的國家有民主和專政兩方面的職能。有人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專政這方面的任務就已經沒有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在我們國內還有一些殘余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仍然在伺機而動。在原來的剝削階級分子中,也還有進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活動的人。此外,在社會上還有一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犯、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尤其不要忘記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還經常對我們進行武裝挑釁,并且不斷派遣特務、間諜來進行破壞活動和顛復活動。因此,我們決不能削弱我們國家的專政的職能,我們必須改進專政機構的工作,繼續鞏固國防,保衛我們的祖國,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

  根據我國的憲法,我國公民享有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這種權利日益擴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只有少數剝削階級分子才能享受自由,而廣大勞動人民,是沒有真正的自由可言的。與此相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保證了廣大人民行使憲法上所給予的自由權利,而對于那些少數反革命分子,必須剝奪他們的自由權利。右派分子說,在我們的國家里,自由權利太少了,好象是對于反對憲法中所規定的國家基本制度、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國家都要給予便利和保證,才叫做有了自由。顯然,人民是不會同意給予這種自由的。

  右派分子還攻擊我們的選舉制度。他們認為,只有象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才是最民主的。其實,有些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實行了所謂普遍、直接的選舉,但是資產階級統治者總是用各種方法特別是金錢和行政手段控制選舉,來保障他們的統治地位。在我們這里,恰恰相反,選舉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同時又照顧在全國人口中占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使他們在國家權力機關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目前我國在基層實行直接選舉,在縣以上實行間接選舉。這種選舉制度是適合于我國當前情況的較好的民主形式。但是,這并不排除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步地在縣以上的各級也實行直接選舉。在進行選舉的時候,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協商提出聯合的候選人名單,事實證明這是適當的。至于候選人的名額問題,過去在聯合提出的候選人名單中,候選人數和當選名額相等,這是各方面協商的結果。今后在這個問題上的具體作法,也仍然要經由各方面協商決定。總之,我們國家的選舉制度是為了真正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并且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起來,而不是用虛偽的形式欺騙人民,保護少數人的利益。

  選舉是人民享有民主權利的一個方面,我們國家的民主生活還有更豐富內容。憲法中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系,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我們國家機關就是根據這種群眾路線的方法來進行工作的。許多重要的法律,在制訂過程中,都經過群眾的充分醞釀和討論;國家的經濟計劃,也由國家有關部門提出控制指標或者草案交給基層生產單位的廣大群眾討論,然后加以確定;為了發動廣大職工積極參加企業管理和對企業行政領導工作進行監督,我們在企業中正在推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農業生產合作社里,也根據民主辦社的原則,建立了社員代表大會和社務委員會。我國公民,經常通過人民代表、監察機關、人民團體、報紙刊物對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也常常直接用來信來訪的形式向各級領導機關申述意見。我們的國家機關,正是通過這些辦法,經常聽取群眾的意見來改進自己的工作。政府領導機關對待人民批評、建議、來訪和來信的工作還做得不很好,我們應該迅速加以糾正,并且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十分重視這種工作。正在進行著的整風運動,也是我國民主生活的一個顯著的表現。發動群眾來公開揭發和批評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工作干部的缺點和錯誤以便加以克服,這是任何號稱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不會做,而且也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應該指出,在我們國家各級行政管理機關中還存在著,甚至是嚴重地存在著官僚主義的習氣。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還只是初步建立起來,舊社會的影響,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還經常在侵蝕我們國家機關的工作干部;人民的文化水平還不高,因而他們行使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的權利,還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在我們的國家機關中,官僚主義就有可能滋長起來。同時,我們國家的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點,例如機構龐大,層次過多,有些事權過于集中等等,也助長了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習氣的存在,妨礙著我們的國家機關同人民的聯系,給工作帶來了很大損失。我們必須繼續擴大民主,依靠群眾的監督,不斷地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我們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廣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結合起來。我們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我們之所以要有廣泛的民主,是為了團結一切力量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生產力。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就不可能使全國人民在一個共同的方向、統一的計劃下進行有組織的共同斗爭,也就不可能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目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運用,是要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動而有所不同的。大家知道,過去在進行革命戰爭的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我們對于民主和集中這兩方面比較著重于集中,但是,即使在戰爭和革命的時期,集中仍然是建立在廣泛民主的基礎上的,因為不如此,就不能適應戰爭的需要,不能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我們就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民主。近兩年來,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在經濟管理工作上,民主的擴大都是很明顯的。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決不能因為民主的擴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領導。小資產階級從他們自發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出發,常常向往于所謂“絕對民主”,也就是不要集中領導的民主。這種“絕對民主”只能使人民陷入散漫的、無組織的狀況中,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特別喜歡這種“絕對民主”的觀念,企圖利用這種觀念來渙散勞動人民的意志,瓦解勞動人民的組織性和戰斗性。為了擊敗右派分子的陰謀,我們必須堅決地保衛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度,不讓那些所謂“絕對民主”的觀念來侵蝕我們的隊伍。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是憲法明文肯定了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就是體現工人階級的領導。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次偉大勝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同樣必須有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建設社會主義,就是要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社會。共產黨堅定不移的方針就是要領導全中國人民建成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繁榮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是中國人民歷來所憧憬的大同世界。難道除了共產黨以外,還有別的黨派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實現這樣偉大的理想嗎?有些右派分子把共產黨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說成是什么“黨天下”,這完全是惡意的誹謗。事實上,正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廣大人民才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才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來建設新的生活。北京工人說“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就是工人階級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這是對于這種“黨天下”的叫囂的最好的回答。所謂“黨天下”的說法,也就是把共產黨當成一個脫離群眾與群眾對立的宗派,所以有些右派分子又說,共產黨就是宗派主義的根子,這是完全違反事實的讕言。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反對宗派主義的,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共產黨都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中國共產黨又主動地提出了愿意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而它的最終目的又是要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從而使一切政黨,包括共產黨在內,都趨于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黨同宗派主義是絕不相容的。共產黨總是教育黨員要時時刻刻注意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絕不容許黨員用宗派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黨外人士。中國人民大眾之所以信任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因為他們根據事實看清楚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政黨。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業中,工農聯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時必須團結其他一切擁護社會主義和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階級、階層。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就是全國人民革命大團結的具體表現。有了這樣的統一戰線,就能夠更好地聯系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反映各方面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使國家能夠及時地采取適當措施來調節他們的利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時,通過團結在這樣的統一戰線之內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就能夠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共產黨提出的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的作用和目的就在這里。廣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黨派的就是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注意進行思想改造,以充分發揮他們在國家生活中的積極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然還要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任何懷疑統一戰線政策的意義,低估統一戰線的作用,輕視統一戰線工作的思想都是錯誤的。

  但是,必須肯定,共產黨是統一戰線的領導力量和核心力量,社會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也就是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目標。這些不可動搖的原則,是參加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各民主黨派所必須遵循的軌道,離開這個軌道,就是自外于統一戰線。

  我們國家的權力機關,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由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人物組成的。國家的大政方針都是由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事先協商然后提交有關國家機關討論和制定的,而在執行這些方針的機關中,又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參加。這種在共產黨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參與國家管理工作的辦法,能夠更好地團結全國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這正是表現了我國國家制度的優越性。資本主義國家所標榜的兩黨或者多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只是資產階級各派集團欺騙勞動人民的虛假民主罷了。現在有些右派分子所夢想的,就是要把這種資產階級的多黨政治和“各黨派輪流執政”的辦法,搬到中國來代替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

  1954年我受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委托組織政府的時候,就是根據憲法規定的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原則提出國務院組成人員名單的,當時共產黨以外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政府的成員約占四分之一以上,后來增加政府成員的時候,大致也是根據了這個比例。這種安排是根據當時情況確定的,現在看來也是適當的。

  要保證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確執行,就必須在機關、學校、企業和團體中都有共產黨的堅強的核心領導。共產黨必須領導一切的原則主要是從政治上來說的,并不等于一切具體工作都要由共產黨直接管理;相反的,許多專門業務工作應該由專家負責。這里所說的專家,自然也包括共產黨員專家在內。至于體現共產黨領導的具體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可以而且應該因時因事有所不同,以求更好地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使領導和被領導、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人士都能夠充分發揮積極性,更好地合作共事。許多人在這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是應該仔細研究的。但是,右派分子提出的“中共組織退出機關、學校”、“共產黨不在知識分子中發展組織”、“黨不要在政權之外再搞一套黨的系統”、“請共產黨下臺”等等狂妄要求,卻與前面說過的“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危險的敵人”、“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各黨派輪流執政”等等謬論同出一轍,互相呼應,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權脫離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以便按照他們的資產階級面貌來改變我們國家的性質。

  有些人批評現在有黨政不分的現象。對這個問題要加以分析。黨對于人民群眾直接發出政治上的號召和政策性的決定,對于政府工作不但沒有妨礙,而且有很大的幫助。有些帶有政治號召和政策指示性質的決定或者帶有群眾運動性質、需要黨政一齊動手的工作指示,由同級黨政機關聯合發布;有些工作的檢查,由相應的黨政機關聯合進行;有些政府機關的會議邀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有關負責人參加;事實證明,這些辦法對于推進工作是有好處的,今后還應該繼續采用。但是,在某些機關中,共產黨的組織包辦代替行政工作,或者對于某些具體業務不通過行政而直接干預,這些現象對于政府工作和對于黨的工作都是不適當的,應該加以糾正。

  有人提出在國家機關、學校、企業中非共產黨員的負責人有職無權的問題,這是有一定事實根據的。但是,如果對這個問題加以具體分析,便可以看出存在有各種不同情況。一種情況是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人士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間無墻無溝;另一種情況是有些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員干部對非共產黨人士的職權 不夠尊重,甚至對他們采取歧視、排斥的態度,這是嚴重的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第三種情況,是有些非共產黨人士,對自己的職務盡責不夠,并且對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員采取疏遠和猜疑的態度,而有關的共產黨的組織和共產黨的負責干部對他們的接近和幫助也往往不夠。后兩種情況應該引起我們嚴重注意,積極加以克服。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共產黨的組織要教育自己的黨員,切實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克服宗派主義思想,善于在工作中尊重、團結和幫助黨外人士,虛心傾聽他們的意見和批評,學習他們的專長和經驗,不斷地提高自己,改進工作。對于某些影響團結、增加隔閡的工作制度,應該加以改變。同時,非共產黨人士也應該勇于盡職盡責,消除對于工農干部的抵觸情緒,消除對于共產黨員的猜疑隔閡,開誠相見,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隨時提出批評和建議,并且加強學習,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認識,以期達到雙方親密合作、和衷共濟的目的。在非共產黨人士中有一些人對于社會主義還抱著對立的情緒,他們尤其需要努力改造自己,清除這種對立情緒。

  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著的整風運動,同時也就是在我們的國家機關中的一次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對于這些錯誤的思想和作風的任何積極的批評,那怕態度有些偏激,內容不夠全面,所根據的個別事實還有出入,我們都應該抱著歡迎的態度加以考慮,采納其中有益的意見,來改進我們的工作。有些右派分子硬說,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在指責我們的國家機關中的毛病和缺點的時候,把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剝削階級的國家機關相提并論,這些謬論必須加以駁斥。在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國家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的工具。這種國家機關是同廣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對立的。在這種國家機關中,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不僅是不可避免,而且是不可克服的。我們的國家機關完全是另一回事。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而且能夠吸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來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從根本上說來,是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不相容的。我們一定要、也一定能夠戰勝這一切病菌,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是我們能夠戰勝這一切病菌的保證。

  五、關于國內外團結

  各位代表,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國人民已經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在穩步前進;人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地提高;適應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家基本制度已經建立起來,這種國家制度正在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起著鞏固和推動的作用。我們究竟是依靠了什么力量,才能夠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呢?就國內來說,我們是依靠了各族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團結。(⑷⑸)就國外來說,我們是依靠了我國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依靠了我國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團結。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比過去更艱巨、更偉大的任務。為了勝利地完成這些任務,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大團結,批判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繼續肅清公開的和暗藏的殘余反革命分子;在國外,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大團結,孤立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爭取世界持久和平和不同社會制度各國的和平共處。

  談到全國人民大團結的問題,首先應該說明人民的界限。在現階段,人民是指擁護社會主義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方面的愛國人士,也就是說按照憲法享有公民權的一切人。同社會主義對抗、同人民對立的敵人是反革命分子,反動的勢力和集團,和目前還在受著管制和勞動改造的分子。經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敵我之間的矛盾雖然還存在,但是國內的敵人卻大大減少了,這就使得人民內部的矛盾突出起來。正是因為這樣,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特別指示我們要善于分辨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并且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辦法。但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并不是沒有互相轉化的可能的。目前還在管制中的分子,經過勞動改造重新做人以后,可以取得公民權,成為人民的一部分。而目前屬于人民內部的一些人或者某種集團,如果他們堅持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他們就有可能從人民方面轉化到人民的敵人方面去。

  處在目前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在人民內部,一部分人對于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會暫時感到不習慣,另外一部分人甚至會感到嚴重的抵觸。在社會向前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在思想和立場上常常表現出進步、中間和落后的不同狀態,常常有左派、中間派和右派的分化。這是由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人們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而不是人為地劃分出來的。工人階級要用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社會,這也就包含著改造其他階級分子的立場和思想,使他們能夠適應于社會發展的要求。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雖然置身于人民的隊伍之中,但是卻站在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行動。因此,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對這種人進行必要的堅決的斗爭,使絕大多數真正愛國的人認識到右派分子的立場和行為的錯誤。右派分子一旦處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們本身就會發生變化。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分子能夠翻然悔悟,接受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門對他們是開著的。但是,也可能有極少數右派分子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那么,他們就將自絕于人民。

  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鞏固團結是一個長期的奮斗目標,我們要不斷地通過兩方面的斗爭來達到這個目標。一方面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嚴肅認真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和作風;另一方面要徹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我們國家基本制度、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破壞國內外團結的言論,使得在這些最根本問題上的是非更加明確起來。我們相信,全國絕大多數的人民是真正愛國的,是愿意站在社會主義方面的。共產黨所進行的整風,政府對本身工作的檢查,都會使人民內部的矛盾得到不斷的解決,使工作中的錯誤得到糾正。那些企圖利用我們人民內部矛盾和共產黨進行整風的機會,在我們人民內部挑撥是非、企圖破壞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陰謀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這個陰謀的揭露,一定會教育全國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

  有了國內的團結,我們就更有力量鞏固我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鞏固我們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團結。

  一年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擴軍備戰政策經常威脅著世界的和平。但是,不斷壯大的和平力量終于推動著國際形勢在總的方面朝著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爭取持久和平、反對戰爭的方向發展。帝國主義侵略集團曾經企圖在匈牙利打開缺口,然后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各個擊破。但是,匈牙利人民擊退了帝國主義者的進攻,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也從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深刻有益的教訓。結果,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不久以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同志和捷、波兩國總理對我國的訪問和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主義各國領導人員之間一系列的互相訪問,都對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實證明,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和民族平等的原則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際團結,是任何挑撥離間所不能破壞的。

  一年來,蘇聯對于重大國際問題所提出的一系列合理建議,例如關于載軍、禁止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停止試驗核武器、取消在外國的軍事基地和撤走在外國的武裝部隊、舉行大國首腦會議等等建議,也推動了國際局勢走向和緩。為了維護中近東的和平,蘇聯還提出了各大國保證中近東國家的主權和獨立、不干涉它們內政的建議。蘇聯的這些建議,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共同主張。這充分證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決不會侵犯別人,也決不容許任何國家侵犯我們,我們堅決主張世界各國和平共處。

  英勇的埃及人民擊退英法侵略、維護蘇伊士運河主權的偉大勝利,標志著反殖民主義斗爭的新的高漲。這一斗爭同時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一年來,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錫蘭、埃及、敘利亞等亞非民族主義國家在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民反對美國軍事占領、爭取獨立自由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所有這一些,都是促使國際形勢趨向和緩的重要因素。但是,美國卻利用英法被削弱的形勢,竭力奪取英法在中近東、北非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加強對當地人民的奴役和壓迫。這是美國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由于這個政策帶有更大的欺騙性,由于某些國家的人民還缺乏斗爭的經驗,美國殖民主義者的陰謀在某些國家,例如在約旦,一時得逞,使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獨立斗爭遭到暫時的挫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正象任何人民運動一樣,是不可能鎮壓下去的。美國越來越露骨的干涉和越來越殘酷的奴役和壓迫,一定會使這些國家的人民更加覺醒,更加清楚地認識美國殖民主義的真面目。在差不多所有被美國控制的國家里,要求擺脫美國控制、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反對侵略性軍事集團的呼聲日益高漲,就證明了這一點。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反復的、但是一定要勝利的斗爭。每一次挫折和每一個困難都會教育各國人民,提高他們的覺悟,使他們能夠終于找到把斗爭引向勝利的正確道路。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國侵略者嚴密控制下的中國領土臺灣,也發生了大規模的人民反美運動,而這次反美運動又正是發生在美國在臺灣建立了導彈基地以后。現在美國又片面地宣布廢除朝鮮停戰協定第十三款卯項,準備把新式武器運進南朝鮮。美國這樣作,一方面是為了繼續阻撓朝鮮的和平統一,威脅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加劇遠東的緊張局勢,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鎮壓南朝鮮人民,加強在南朝鮮的殖民統治。這就說明,美國正在步老殖民主義的后塵,不得不日益依靠刺刀來維持它的新殖民主義。可以肯定,美國的新殖民主義絕不會比老殖民主義有更好的下場。中國政府完全同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召開有關國家廣泛參加的國際會議的建議,強烈譴責美國破壞朝鮮停戰協定的片面行動。

  美國奪取它的同盟國家的殖民利益和侵犯這些國家的主權,引起了這些國家對美國日益明顯的離心傾向。在美國的主要同盟國家中,爭取擺脫美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控制,愿意同社會主義國家達成和解、進行互利的來往的趨勢正在一天天發展。同時,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展開了規模日益宏大的和平運動,這就充分表示美國侵略集團的擴軍備戰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

  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對美國侵略集團的警惕。但是,由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和團結,由于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隊伍日益擴大,由于美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的增長和美國侵略集團處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堅持斗爭,我們就有可能推動國際局勢繼續走向和緩,并且迫使帝國主義戰爭集團接受和平共處的原則。

  各位代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國際條件是有利的。我國人民根據毛澤東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光輝指示,正在通過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通過揭露和批判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的勝利斗爭,達到更鞏固的團結。只要我們繼續努力,加強國內外團結,貫徹執行增產節約、勤儉建國的方針,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勝利前進。 (《人民日報》1 9 5 7 0 6 2 7)